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的制度，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
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这种简单的比较，着重于形式，忽略实质内容，很容易产生误会。否则，就难免张冠李戴，得出不当结论。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另外，除开国体和政体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在政党制度、民族关系和基层民主等问题上皆有显著差异，同样不可忽略。就此而言，30年来，深圳经验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2009年，深圳政治改革再进一步，全市政府机构从46个大幅减少到31个，并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重新调整了行政设置。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能否正义地配置土地的权益，以及在必要的时候能否公正地对此权益进行再分配，对于社会秩序能否保持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也直接体现着政体的基本性质。
如果该条例通过实施，目前在拆迁制度上享有巨大利益的地方政府和资本的权益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稳定的危险性，负责任的舆论、学者才高声呼吁，废除拆迁制度和征地制度，重新建立一套土地用途转换和产权交易制度。春节前已经向公众公开征求过意见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迄今没有任何颁布、实施的动静，人们猜测，该条例最大的可能将是胎死腹中，它所要替代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继续有效。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功，令人绝望。
有学者提醒，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上，很少听到代表委员和媒体讨论《拆迁条例》的修改。即便如此，仰赖现有拆迁制度、征地制度而形成的土地既得利益集团，却肆无忌惮地运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强行阻止了一个正常的立法程序的展开。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内围绕着拆迁和征地所发生的纠纷，已经超出常态的治安层面，而具有了强烈的非常规政治的意味。国务院有关部门不努力吗？应当承认，有关部门还是痛切地感受到了各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侵害民众权利和利益的现象之严重性，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若干措施。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拆迁条例 。假定政府能够利用自己对土地权利的控制，让土地服务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那么，这种国强民弱的产权安排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平台主要依赖土地资产，依靠土地吸引投资，依靠土地向国有商业透支信用。但这两次，修订或者废止拆迁条例的工作均没有完成。若果真出现这种结局，也就标志着中国社会进一步丧失良性转轨的可能性。这个征求意见稿远不够彻底，不过公平地说，该征求意见稿对民众的权益的保障，要强于拆迁条例。
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财富配置出现了一次乾坤大挪移：政府获得巨额土地财政收入，众多土地富豪凭借着与权力的关系而嚣张问世。围绕着拆迁修法的种种奇怪现象表明，在当代中国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攫取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阻挡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人和机构。
第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似乎已经无人可以约束，他们可以蔑视任何权威，包括可以有效地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法律的制定。他们不顾征地制度、拆迁制度引发日趋严重的冲突、从而深度撕裂社会的共同体感、侵蚀社会秩序的事实，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蛮干到底。
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无人知晓。这一次，提起修订的是北大法学院的重量级学者，主持新条例制订工作的机构是国务院法制办，结局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平台的正常运作，主要依赖城市可以轻易地以低廉价格获取更多农民土地的预期。政府以前有没有这样做过，待考。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观察性结论：第一，这个土地既得利益集团似乎已经被巨大的利益蒙蔽了理智、明智，决心奉行彻底的政治和商业机会主义策略。利益如此巨大，这个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会千方百计阻挠征收条例替换拆迁条例。
其实，平心而论，这种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本应获得的土地权益，则遭到部分或全部剥夺。
目前披露出来的数据已经证实这个利益集团对现有拆迁、征地制度的高度依赖：从2009年起，各级地方政府成立了数千家城市融资平台，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重庆，成立了多家规模巨大的融资平台。其实，这样的法律即便可以制定出来，他们也可以阻挠其实施。
明智的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响应公众的这一呼吁，试图对征地制度进行变革，因而有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7月初，国土资源部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拆迁制度和征地制度是这种财富大转移得以进行的制度基础。只是，在这些土地权利没有货币化、没有大规模交易的时候，这种不公正并不明显。于是，民众只能透过非正常渠道寻找这个通知。但至少过去十几年来，人们所看到的情形是，各级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和各级城市政府，利用不合理的土地权利体系，与资本勾结，合谋掠夺土地转换用途和交易的增值。
相反，很多人在为地方政府游说，如有的地方官员就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过高的拆迁补偿会提高房价双方得博弈在隐秘地进行。当代中国的土地法律本身就是严重不公的，透过否定此前历史地形成的产权安排，剥夺了民众对土地的权利，强行建立了一个国强民弱的土地产权体系。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但他们不愿为了这个社会的长远共同利益节制自己。面对剥夺，民众经常不惜以死亡来反抗。
如果废除目前的拆迁制度、征地制度，则这种城市融资平台就立刻陷入困境，官员的政绩将立刻受到影响，资本的利益也将大受影响。目前的情形是，土地既得利益集团大获全胜。
比如，国务院办公厅曾于5月15日发出《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土地既得利益集团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自2001年颁布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拆迁条例及其所创造的拆迁制度的不公正，至少有两次由相当权威的部门发起，试图矫正这种不公正，时间分别是2003年有公众提出违宪审查建议，2007年《物权法》通过之际因为，伟大必然来自于交易伙伴、员工、消费者、公众的承认，而他者的承认必然来自于公司习惯性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经验。
刚过大半个月，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就隆重召开表彰大会，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因为事故抢险救援的表现，而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在这种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处理方式背后，是英美普通法的法律精神，美国20世纪初杰出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专门著有《普通法的精神》一书，阐述这种法律精神。
他们有自由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金融创新等等。但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伦理、道德崩溃的气氛中，人们其实很难深刻地理解责任一词的沉重含义，包括那些夸夸其谈的公关经理们。
但是，如果以为个人主义就是完全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就错得离谱了——尽管中国有很多人恰恰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中石油，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不知道责任意味着什么。
